“一言九鼎”源于语本《史记·平原君虞卿列传》：“毛先生一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”。其中，毛先生指毛遂，九鼎、大吕（钟）都是当时的宝器。众所周知，“一言九鼎”是比喻一句话很有份量，就像九鼎那么重。

九鼎，是我国夏朝禹之子启时铸造的。它分别以九只刻楼精美、古朴典雅、气势庄重的青铜大鼎，体现了王权的集中和至高无上，反映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昌盛。几千年来，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华民族传世之国宝。在工艺美学上，它是一套稀世之作，从文化考古角度分析，它是我国青铜器时代的集中代表，从铸造工艺技术上看，它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已结束了野蛮时代，进入了文明的时代。令人遗憾的是：尽管有关九鼎的资料，不绝于历代史册，但在二千多年前，它就早已不知隐身何处了。

《春秋左传》中，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：夏朝初年，朝廷划天下为九州，州设州牧。夏令九州牧贡献青铜，铸造九鼎。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、形胜之地、奇异之物画成图册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，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，以一鼎象征一州。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。九鼎象征九州，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，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，是顺应“天命”的。正所谓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士，率上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从此，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，“定鼎”，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。

公元前606年，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，在整饬内政，兴修水利，厉行改革，国富兵强的形势之下，兴兵攻击陆浑之戎，逼近雒邑的郊外，周定王被迫派人为他举行慰劳欢迎之礼，庄王“问鼎小大轻重”，表明了他有灭周的野心。从此，后人将争夺政权，称之为“问鼎”。此后，关于九鼎的下落，史家众说纷坛，不一而足。

司马迁在他撰著的《史记》一书中，对九鼎的记叙，就有出入，前后不一。如：在周、秦二“本纪”中说，秦昭王五十二年（公元前二五五年），周赧王死，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。但在《封禅书》中说：“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伏而不见。”由后者分析，九鼎在秦灭周之前，即“宋之社亡”时，已经不见；那么，前者所述秦照王五十二年，秦从锥邑掠九鼎归秦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，令人费解！司马迁之后，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，在其所著的《汉书》中，对九鼎之下落，采取兼收并蓄之法，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，同时，又补充了一条史料，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，即公元前327年，九鼎沉没在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泅水之下。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，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，毕竟是江水滔滔，元从觅处，只得徒劳而返。

到了清代，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。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。王先谦在《汉书补注·郊把志》中认为：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，已元力量保护自己。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，却虎视眈眈，力图统一中国，取周而代之。因此，象征王权和“天命所归”的九鼎，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；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，人不敷出，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，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泅水之中，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，自找麻烦，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，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，因此，是难以使人置信的。

纵观中国历代史籍，关于九鼎下落的材料虽多，但往往自相矛盾，提不出充分可靠的依据，不禁让人产生疑问：在地下埋藏的古物中，九鼎今天究竟是否还存在？在历史上，根据历代史书记载，它确实曾作为夏、商、周三代的镇国之宝。相传了二千年；并且，从未发现过古人关于它已销毁的历史记载。因此，九鼎的下落，至今仍是一个谜。所以九鼎几千年前就不见了，史料中就鲜有它的名称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