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古人制具尚用，不惜所费，故制作极备”，这是明末文人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对古时文房器具做出的评价。古时文房多宝器，上至钟、鼎、刀、剑，下至笔、墨、纸、砚，“皆以精良为乐”，丝毫含糊不得。

古时又有言流传：“文房百器，炉为首器。”说的正是这案头燃香的香炉，而香炉之中，又以宣德炉列为首位，所谓“文房诸器，宣炉为首”。可见，宣德炉在文房器物中的重要地位。

宣德炉，简称“宣炉”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黄铜铸成的铜器。宣德三年（1428年）初，明宣宗收到泰国王进贡来的数万斤精美的“风磨铜”，敕令工部及礼部宫廷御匠吕震和工部侍郎吴邦佐等官员，利用贡铜铸造鼎彝之事。

据说，为了保证香炉的质量，炼制时加入了金银等多种贵重金属，与铜一起经过十余次炼制，制成了数百种色泽精美的香炉，史称宣德炉。

不过，如今的“宣德炉”所指称的，并非仅仅是明代宣德三年所铸造的香炉，而是所有带宣德款的铜炉，也可以泛指和宣德炉形制相近的不带款或者带有其他款的铜炉。

正因宣德年间所制铜炉堪称“前无所师法，后无以为继”，在商周青铜器之后开创了铸造铜炉的先河，故而，宣德炉已经成为铜制香炉的统称。

古玩收藏界还有一桩宣德炉“公案”。因《明史》中对“宣德三年铸炉”没有明确记载，便有学者质疑宣德炉是否存在，认为后世流传的宣德炉谱图也均属伪作。然而著名文化学者、收藏家刘锡荣认为：“宣德炉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，宣德炉的学问和经典、宣德炉在国家档案的记载乃至历代帝王的传承、仿造和使用也都是毫无疑问的。”

将宣德炉之历史记录、图谱传承与青铜器的历史记录和图谱传承相类比，青铜器铸造之时更无史书记录，其‘图谱五种’也是宋人绘制的，其间相距千年，尚不能否认青铜器的存在，而宣德炉的铸造与明清之际图谱的传世之间几乎同年，仍属本朝，难道竟不可信？

宣德炉图谱三种，历代传承，仪规严明，其中清宫仿制，更是有据可考，属康、雍、乾三朝最为可靠。康、雍、乾三朝时不仅有许多记录宣德炉的文献，当时所铸造的“宣铜”，更是器质细腻，色泽莹润。在乾隆年间编著的《四库全书》就收录了“宣德炉八卷谱”的版本，且收有乾隆皇帝的圣谕和纪晓岚的撰文。

除官制宣炉之外，明清两代皆有仿造宣炉者。明代中早期，吴邦佐等人是宣德炉的督造者，也是仿宣炉之第一批人。明早期仿制宣炉者，多在北京，如燕京施家，是明早期北铸代表之一，多为皇家做器，器重铜佳。

明万历以后，南铸兴起，以松江府为最。松江府做器富丽堂皇，多鎏金，重雕饰，仿青铜器者甚多，尚遗为官家造器之风。晚明乃至清代以后，苏州府制造兴起，风格一变，器形多文雅，多尚诗文。

收藏宣炉有两个标准：一个是“老”，一个是“好”。以清道光年间为界，之前的宣德炉，可称老炉，且多有好炉。道光以后，国力衰微，国家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整个生产力水平降低，无力铸造精致的铜炉，所谓“道光年后无佳器”，正是这个意思。

真正的好炉都在乾隆以前，当时的圆明园西苑墙外有一间铸造厂，正是专门为康、雍、乾宫中制造铜制佛像和香炉的制造厂。清宫档案有记载，康熙皇帝曾亲自督制“万寿无疆”钵炉一尊，将自家的书斋号“乐观斋主”刻于炉之底款，精妙无比，是为世界名炉，现也收录于《钟鼎茗香》（四）一书中。

清代《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》中还记载：“雍正四年正月初七日，员外郎海望持出宣铜炉一件。”雍正把玩过后，下诏命南匠袁景邵“认看”。八月“初八日，郎中海望持出铜双螭耳罐一件”，雍正遂命人“照此罐款式做宣铜的二件”。雍正对宣铜的喜爱，可见一斑。

康雍乾三代铸造出的大批“好炉”，体现在形、色、款、质和品相五个方面。这也是鉴赏宣炉的重要标准。所谓“形”，指的是铜炉要有经典的器形和完美的比例。宣炉的制造，或仿宋代瓷器，或仿上古之青铜器，其器形有谱可循，均来自《宣德鼎彝谱》《宣德彝器图谱》《宣德彝器谱》三部古书，不可擅自改动。这三本古书作于明清之际，是研究宣德炉的经典著作。

色，即是铜炉的皮色，宣德炉为世人所爱，引得帝王将相、文人墨客爱不释手，其皮色完美可谓主因。冒襄在《宣德炉哥注》中说，宣德炉胜在颜色，黯淡的皮色内部散发出奇特的光芒，有如女子的肌肤。宣德炉皮色种类多样，诸如朱砂色、枣红色、猪肝色、茄皮色等，无不引人称奇。

收藏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用宣德炉焚香，用精致的茶具饮茶，书籍半榻，琴箫在侧，香茗常伴，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惬意。倘若收购古玩之后立刻束之高阁，便索然无味了。

文物文物，文在先，物在后，没有文化传承的器物，那无非是一普通的工业制品罢了。